遺址簡介
三星堆遺址位于中國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會成都40公里，東距廣漢市區7公里，是一座由眾多古文化遺存分布點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遺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則屬于青銅文化。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
三星堆遺址群規模巨大，范圍廣闊，古文化遺存大多分布在鴨子河南岸的馬牧河南北兩岸的高臺地上，遺址群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梯形，沿河一帶東西長5～6千米，南北寬2～3千米，總面積約1200公頃，是四川古代重要的一處古文化遺存。已確定的古文化遺存分布點達30多個，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灣”、“真武宮”，北部的“西泉坎”，東部的“獅子堰”，西部的“橫梁子”，以及向西延續的“仁勝村”、“大堰村”等遺址為重要。三星堆遺址群的年代范圍前后延續 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銅器、金器，具有鮮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個文化體系，已被中國考古學者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遺址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對研究早期國家的進程及宗教意識的發展有重要價值，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國西南地區一處具有區域中心地位的大的都城遺址。它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發掘歷程
偶然發現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于當地農民燕道誠于1929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聽到這個消息后，找到當地駐軍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于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發掘收獲豐富，根據這些材料，葛維漢整理出《漢州發掘簡報》。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發掘以后，發掘就停滯。
深入發掘
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遺址的巨大規模，所以將三星堆遺址北部的月亮灣地點和南部的三星堆地點各自當作一個遺址，分別命名為“橫梁子遺址”和“三星堆遺址”。 1963年，由馮漢驥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再次發掘了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展現了三星堆遺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當時，馮漢驥教授曾認識到，三星堆“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后長達20年。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跡，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系。這次發掘的發掘報告《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征的，有別于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建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晚期的遺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復雜的地層迭壓關系，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也正是在1986年，兩處埋藏有豐寶藏的長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來，其包含的大量金屬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對位于中國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視。在三星堆遺址大規模發掘的同時，1985～1987年對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下層的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晚期遺存相同，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開始，對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從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東地區和陜南地區。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處龍山時代的古城遺址和若干處具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進行提供了更廣闊的前景。
出土文物
1986年7月至9月發掘的兩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銅、玉、石、陶、貝、骨等珍貴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銅器、金器、玉石器中，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銅器。
其中，一號坑出土青銅器的種類有人頭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龍形飾、龍柱形器、虎形器、戈、環、戚形方孔璧、龍虎尊、羊尊、瓿、器蓋、盤等。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器有大型青銅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獸面具、獸面、神壇、神樹、太陽形器、眼形器、眼泡、銅鈴、銅掛飾、銅戈、銅戚形方孔璧、鳥、蛇、雞、怪獸、水牛頭、鹿、鯰魚等。
其中金杖長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純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總高度達260厘米，重約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早、體型大的一件青銅器。青銅神樹高350厘米，樹上掛有許多飛禽走獸、鈴和各種果實，是古代巫師們專用的神器。另外還出土有青銅頭像40余種，面具10余件。三星堆這批珍貴文物的發現把古蜀國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學界引起了轟動。
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鳥頭形把勺為基本組合定式，其中還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細頸項，圓平底，很像今天我國北方地區用來燙酒的陶瓷酒瓶，與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極為相似。陶在遺址也有較多發現，頗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為三只袋狀足，中間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認為它是用來溫酒器物，其玉石器則以祭天禮日的璧、璋為多，其殘長達159厘米，厚1.8厘米，寬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紋飾，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國內現有的考古發現中僅發現這一件。
在三星堆的兩個祭祀坑發掘中，還出土了共計80多枚象牙，它的來源和作用在學術界有多種觀點，有的認為是通過貿易而來，有的認為在遠古川內的生態環境適合大象的生存，其證物主要是在當地發現大量的半化石狀烏木，單體巨大。但無論其來源怎樣，都可以認為它是統治者財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有造型各異青銅人頭像，出土時面部均有彩繪，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掛戴耳環耳飾，看來我們的先人很愛美的。除了這些青銅造像外，還有許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態各異的各種動植物造型，其中被譽為寫實主義杰作的青銅雞、有在中國范圍內出土的青銅太陽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們皆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長江上游的一個古代文明中心，從而再次雄辯地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體的。
三星堆文物還填補了中國考古學、美學，歷史學等諸領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對中國古代文明需重新評價，三星堆文物中，高達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種神樹功能于一身的青銅神樹，其共分三層，有九枝，每個枝頭上立有一鳥，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鳥，而是一種代表太陽的神鳥。器身滿飾圖案的玉邊璋以及數十件與真人頭部大小相似的青銅人頭像，俱是前所未見的。
重要遺跡
西城墻
西城墻位于三星堆遺址西北部鴨子河與馬牧河之間的高臺地上，呈東北—西南走向，地面現存部分總長約600米，頂寬約 10~30米，底寬約35~50米，高約3~6米。在城墻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寬約20余米的缺口，將西城墻分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處向東拐折延伸約40米，與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據局部試掘情況結合從北端鴨子河和南端馬牧河沖刷暴露出的城墻剖面及夯土內包含物分析，西城墻的結構、體量、夯筑方法和年代與南城墻及東城墻相近。
月亮灣城墻
月亮灣城墻位于三星堆遺址中北部的月亮灣臺地東緣，按走向可分南北兩段，北段為東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東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條城墻與西城墻北段基本平行。城墻地面現存部分總長約650米，頂寬約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寬約30~45米，中段有拐折，夾角為148度，北端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墻南段較高，被農耕平整較甚，寬度達80米。城墻東（外）側有壕溝，壕溝寬度40~55米。在發掘的斷面處，壕溝距地表深3.5米，壕溝溝口距溝底深2.95米。
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號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墻東南50余米，兩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遺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兩坑坑室走向一致，均為東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長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齊，填土經夯打。
一號坑坑口長4.5～4.64米，寬3.3～3.48米，深 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條寬約1米，長0.34（殘）～3.85米的坑道，呈對稱布局向外延伸。二號坑不帶坑道，坑口長5.3米，寬 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內器物均分層放置，埋藏現象前所未見，大多數器物埋藏時或埋葬前明顯經過有意的焚燒和破壞，或燒焦、發黑、崩裂、變形、發泡甚至熔化，或殘損、斷裂甚至碎成數塊（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銅器、頭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現象。一號坑共出土各類器物567件，其中青銅制品178件，黃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紋），完整陶器39件以及約3立方米左右的燒骨碎渣。
二號坑共出土各類遺物6095件（合殘片和殘件可識別出的個體），其中青銅制品736件，黃金制品61件（片），玉器 486件，石器15件，綠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貝4600枚。
兩坑出土器物的種類，除部分中原地區夏商時期常見的青銅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遺址常見的陶器外，大多是過去從未發現過的新器物，如青銅群像、青銅神樹群、青銅太陽形器、青銅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兩坑出土器物不僅數量巨大，種類豐富，文化面貌復雜、新穎、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規格極高，制作精美絕倫，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國高度發達的青銅鑄造技術、黃金冶煉加工技術、玉石器加工技術以及獨特的審美意識和宗教信仰。一、二號祭祀坑既是整個三星堆遺址的精華所在，同時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高成就。它們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巴蜀地區青銅時代的歷史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資料，填補了中國青銅藝術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于商代四川盆地社會發展水平的傳統認識，必將引起人們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歷程的重新審視，在中國考古學研究課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星堆城墻
根據城墻基礎可知，三星堆城墻長度為260米，基礎寬度為42米。城墻南側有壕溝，寬度30~35米，壕溝距地表深2.84米，壕溝深2.4 米。城墻上開有兩個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會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條內城墻。一些學者將三星堆說成是祭壇，或直接將三星堆說成土壇，應予糾正。
城墻位于三星堆遺址南部，呈西北—東南走向，西北端地面現存部分長約40米，東南端臨馬牧河岸緣僅存少許夯土邊緣，原城墻分布情況基本依稀可見。根據解剖及調查資料，三星堆城墻殘存部分高約6米，頂寬5~7米，底寬40~45米。結構、筑法、體量及城墻內的包含物與東、西、南城墻基本一致，唯頂部寬度不及其它城墻。
仁勝村墓地
仁勝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遺址西北部（西城墻外）的仁勝村，在三星堆遺址發現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在古城以外發現重要文化遺跡。僅在約900平方米的范圍內就發掘29座小型長方形豎穴土坑和狹長形豎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較為考究，絕大多數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幾類隨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新器形，如玉錐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極為罕見，玉錐形器則明顯地具有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風格，引人矚目。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鉆有9個圓孔，可能與古代占卜術有關。學者認為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約相當于中原的夏王朝時期。仁勝村墓地的發現，對于進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喪葬習俗及占卜禮儀，以及與其它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聯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青關山遺址
青關山遺址位于鴨子河南岸的臺地上。經考古發掘，發現大型紅燒土房屋基址一座。從現場揭露部分推測其平面呈長方形，西北——東南走向，現能觀察到的面積約為100m2 。
西北——東南列殘長50米，寬14米。房基寬0.35米-1.5米，均系紅燒土夯筑，夾雜大量卵石。基槽寬3-4.5米。推測其修筑方法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內外兩側（距離房基邊緣0.5米—1米），均發現成排的檐柱遺跡——紅燒土塊。紅燒土塊一般為長方形，長為0.45米—0.6米不等，寬0.25米—0.35米。兩排檐柱之間可能為廊道。
由于發掘面積有限且未對其進行解剖，該房屋基址的實際面積、修筑方法、殘存高度、進深開間眼下尚不清晰，有待進一步考古發掘。但如此規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遺址中是從未遇到的，其功能已遠遠超過一般居室的需要。推測其極有可能是宮殿性質的建筑，年代為商代。
歷史價值
因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歷史學界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大相徑庭，有些地方甚至不同。歷史學界一向認為，與中原地區相比，古代巴蜀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與中原文明沒有關聯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遺址證明，它應是中國夏商時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并與中原文化有著一定的聯系。驗證了古代文獻中對古蜀國記載的真實性。
以前歷史學界認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是黃河流域，然后漸漸的傳播到全中國。而三星堆的發現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5000年前，證明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證明了長江流域地區存在過不亞于黃河流域地區的古文明。
兩個祭祀坑坑出土的青銅器，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格外，其余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征，它們的出土，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國青銅文明的高度發達和獨具一格的面貌。在青銅器冶鑄方面，范鑄法和分鑄法的使用，以鉛錫銅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煉，表明在商周時期，三星堆古蜀國即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有力地駁斥了傳統史學關于中原周邊文化滯后的謬誤。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文物，屬世界文化遺產范疇。
三星堆遺址依托鴨子河，橫跨馬牧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好，形成了經東、西、南三面城墻及北側鴨子河為防御體系的古城。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個內城（小城）組成，古城內外可分作祭祀區、居住區、作坊區、墓葬區，并有三星堆、月亮灣等重要夯土建筑遺跡，體現出高度繁榮，布局嚴整的古代王國的都城氣象，是不同于中原夏、商都城的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古城。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黃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現出濃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獨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極為罕見的人類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三星堆遺址所見古蜀國的手工業甚為發達，門類齊全。三星堆遺址豐富的文化遺存填補了中華文明演進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環，是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國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于探索人類早期政治組織及社會形態演化的進程。
